张仁良：语言通用为宜，文化多元出彩

1923年冬天，兼具汉族、苗族、土家族血统的沈从文到了北京。11年后，这个来自湖南凤凰的作家，用他清澈温柔的汉文字，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享负盛名的《边城》。这部小说描绘了湘西世界的风情，反映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气，也让世界认识中国。即如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说：“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子女看的。”

　　中国文化博大而包容。这两个特色，同样见于我们通用的语言和文字中。在多民族的中国里，通用文字写作不仅不会弱化民族文化传承，相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见出特色，正须努力呈现中国丰富的民族和文化内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直是以这种兼容并包的特质发展的;往昔如是，今天也应如此。

　　我们必须尊重我国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尽力保护，珍而重之。在这基础上，积极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文字，能使各地各族人民加强联系、便利沟通、互动交融。那如何达致这些目标呢?

　　第一，要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以当代粤语为例，《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巴士”“的士”“物业”“会所”“买单”等，这些词汇，一般中国人都能看懂。据香港教育大学学者统计，在2014年-2018年，即使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报刊，也常见“金曲”“曲奇”“啫喱”“便利店”“一头雾水”“搞错”等粤语词。这些例子说明：各地各族语言，都是当代通用语言的珍贵资源。它们像一把把便捷的钥匙，开启认识各族文化、民情之门。据此，诸如中国的通用语言是如何组成的?它包含了怎样丰富多元的民族及地域文化?非常值得深究。这些研究，也有助各族中国人明白他们的语言对通用语言的贡献。

　　第二，就一般实用文体写作规范而言，各地各族应遵从基本通用语言的语法规范，写作时采用普遍中国人熟悉的用语。语言文字是沟通工具，应以有效沟通为最主要原则。至于实用文以外的文学创作，较可灵活处理。以香港为例，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中学文凭试”中国语文及文学科“创作卷”对语文的大致要求是：考生应以规范通用语言文字书写，在此基础上可因实际需要使用若干方言词汇，但宜以“引号”作标示。或在文章前文后理交代个别方言的意思，藉此尊重文学创作的弹性，也确保一般汉语用户能掌握作品的情意。

　　第三，应积极鼓励各地各族群众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分享他们的文化。对初学普通话者应予以更多包容和鼓励。对于长期使用方言或民族语言的成年人来说，讲普通话咬字不准、口音较重，是很正常的，需要得到社会的包容和鼓励。有的文艺作品把少数民族群众和说方言的群众不规范的普通话当作笑料，其实大可不必。语言是交流的工具，相较于“标准”“字正腔圆”，应更多关注沟通的顺畅。

　　第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实中，有人担心普通话的普及会毁掉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还有一些人，把推广普通话当成“民族同化”。这些说法和疑虑，其实大可不必，应多作沟通、劝导、解说和澄清。

　　提倡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意味各地各族向单一文化系统靠拢，恰恰相反，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突破不同方言之间的樊篱，深化各地各族中国人的沟通和理解。这样，推广通用语言文字时，除了“如何说，怎样写”之外，也应同时注意“说什么、写什么”，并注意挖掘后者之于文化交融的意义。具体说，以教育推广为例，可举办全国各地各族青少年的朗诵和写作比赛，以描述各地各族文化特色命题。于每一民族参选者中选出优胜作品，结集成朗诵示例及作品集，在全国发行。藉此在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加强各族青少年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深化他们对全国各地各族文化的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曾如何汇合《诗经》《楚辞》，成就了中国深厚斑斓的文学传统;在魏晋南北朝以后，隋代及初唐古人融合各地文风，因而促成了孕育王维、李白、杜甫的“诗国高潮”，并让他们写出了风格多元、又同样精彩的作品。我们毫无疑问相信，结合“通用语言文字的倡导”与“尊重多元的精神”，必然有助中国各地各族交融，在这种精神里我们可以团结凝聚、传承文化、互爱共融。一如许多年前沈从文藉着文字的通用性，让大家都爱上别具民族特色的湘西文化一样。(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教育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