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事业70年——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

　　1949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阔步前进70年。70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文字事业也获得了巨大进展。本文从语言生活、语言规划、语言研究三个角度来回顾这70年的巨大进展。

　　一　语言生活与时俱进

　　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的制约，也能反映和影响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回顾70年的语言生活，最为显著的变化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双言双语人大量涌现

　　70年前，多数中国人都是单语人，要么会说汉语的一种方言，要么会说一种民族语言，如今，双言双语人（包括多言多语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群的主体。多数汉族人具有说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能力，一些人还能说外语和民族语，具有双语或多语能力。少数民族成员不仅会说母语，多数人还会说普通话，也有一些人能够说外语。

　　社会生活的发展提出了双言双语的需求，社会也提供了人们掌握双言双语的条件。一是语言教育的条件，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的外语课程，保证了普通话和外语双语能力的培养；有声传媒的从稀有到普及，网络传媒的从产生到发达，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贴身服务，保证了普通话和外语的“继续教育”；伴随着交通、通信的逐步发达和社会的改革开放，人口活动半径不断增加，跨地域、跨文化的人口活动，既需要双言双语能力，又为人提供了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外语、方言、民族语言的现实条件与情境。家庭语言规划的新理念是重视方言、民族语言的维持；根据民族地区的工作要求，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的人数逐渐增多，这也是增加双言双语人的重要因素。

　　双言双语人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双言双语人可以跨地区、跨文化、跨国家获取信息，可以跨地区、跨文化、跨国家去生活、学习和工作，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同时，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度的语言文化，可以通过双言双语人相互接触、了解、借鉴、融合，这有利于世界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二）语言媒体丰富融合

　　语言交际都必须凭借一定的媒体进行。文字的产生和印刷术的发明，使语言交际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文化产品可以批量复制。广播、电影、电视，使语言可以凭借电声技术传播，语音不通过留声机就能传向四方。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的出版业和广播、电影、电视产业都不发达，书刊报纸获之不易，听广播、看电影也很艰难。1994年，我国实现与因特网的全功能连接，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逐渐构建起一个虚拟性的网络空间，并开启了书写的键盘时代和印刷的激光照排时代。平面媒体、音像媒体、网络媒体迭代共进，即将进入融媒体的新时代。语言智能的成果也正在投入使用，开拓人与机器协同的语言新生活。

　　70年来，不仅语言媒体变化迅速，而且造就了使用新媒体进行语言活动的人。扫盲运动和教育普及，使得全国95%以上的人口可以利用平面媒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28日发布信息，我国现有网民8.29亿，其中手机网民8.17亿，8亿多人口可以利用移动网络、智能手机及语言智能服务。这种语言生活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

　　（三）普通话广泛传播

　　普通话由早年的国语发展而来，但当年只有少数人能讲普通话。1955年10月“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定义了普通话，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各种举措。现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0%以上，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语言，与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外语共同承担起中国的语言生活重任。而且普通话与港澳的社区语言、台湾的“国语”、海外的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形成了“大华语”这一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普通话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许多国际组织把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汉语教学在170多个国家开展起来，其中70余国纳入了基础教育。普通话与国际上的一些大语言一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语言不断发展变化

　　语言是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70年来，社会生活、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用语言的人、语言媒体、语言间相互接触，带来了普通话的发展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新词语的不断产生。这些新词语与一些特殊的表达格式相配合，成为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语言标志。近几十年来，字母词、网络新词语、表情包符号等较多地出现在语言生活中。根据近5年的统计，新词语平均每年产生450多个，其中字母词约6%，双音节词约14%，三音节词约23%。三音节词成为新词的多数，必然使词语长度增长，使词法有了层级构造且更加丰富多彩。

　　汉语的礼貌表达与时俱进。“文化大革命”时期，汉语的礼貌系统丧失殆尽。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的礼貌系统经历了艰难的再造过程。而且，现代汉语是伴随着“打倒文言文”的口号形成的，先贤们追求“我手写我口”，提倡“言文一致”。但是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一般口头语体和一般书面语体是不能满足现代语言生活需要的，还需借助于古代汉语构造现代汉语的“典雅语体”，以用于庄重、典雅的语言交际。此外，早年的现代汉语文体也比较单调，基本上就是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议论文等，随着报业的发达，报章文体开始发展起来。之后随着广播、电视的发展，业界又开始总结播音、主持人的不同文体（语体）。现在网络媒体出现，“网络文体”百花齐放，千姿百态，正在形成各种新文体。文体、语体是语言功能的格式化，其发展就是语言功能借助于不同媒体的大发展，是语言发展变化、功能提升的重要表现。

　　二　语言规划切合国情

　　语言生活的这些发展变化，与70年来中国语言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览70年来中国语言规划，可以看出明显地迈出了三大步：

　　（一）三大任务

　　1949年至1980年，语言规划主要完成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是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会上所做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来的。

　　简化汉字的任务，其实不只是简化汉字，还整理与规范了汉字，廓定了现行汉字的基本面貌。特别是《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试行与废止，可以看作对1935年以来汉字形体简化的底线的实验。它让人们认识到，汉字形体不能无限简化下去，需要保持相对稳定。

　　推广普通话，是最为重要的语言地位规划。国家层面使用的语言具有两大功能，一是象征意义，一是工作通用。当年做地位规划时，不叫“国语”而叫“普通话”，后来又称“国家通用语言”，其规划理念一脉相承，显然都是着眼于“通用”这一语言交际功能，而不刻意强调其象征意义，或者说其象征意义是通过“通用”间接体现的。在地位规划的同时，通过普通话规范和推普方略，也在进行语言的本体规划、习得规划甚至是声誉规划；在60余年的推普实践中，还进行了语言的功能规划，注意处理普通话与方言、与民族语言、与海外华语的关系，构筑了国人语言能力的基础平台，在提升中华民族的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不仅是制定和推行了拼写汉语、为汉字注音的工具，更是制定和推行了中国各民族创制文字、改良文字的一个共同基础，构筑了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一条通道。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

　　除了上述三大任务之外，当时还在民族识别的同时进行了民族语言的调查与识别，积累了语言识别的资料与经验。为一些民族设计了文字，为一些民族改良了文字。这些文字方案虽然后来没有都发挥文字功能，但是在“文字拉丁化”的进程中，包括计算机键盘的应用上仍起了一定作用。

　　（二）标准化与法制化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如果前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改革”的话，自此语言文字工作则进入建设期。这一时期除“拨乱反正”之外，最为可贵的是紧盯远方的信息化目标而进行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西方语言规划学中，也有“编典”等关于本体规划的论述，但是语言文字信息化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学术视野，这是中国语言规划的远见卓识之处。这一时期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三化”工作，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普通话的地位，提升了普通话的声誉，也为今日迅速发展的语言信息化奠定了汉语和民族语的语言文字基础。

　　过去，中国的语言管理主要靠经验、文件和领导讲话。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国家和地方也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总计约有1400部。这些法律法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语言生活秩序、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还有数百种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难以统计的语言文字规范辞书，它们是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直接支撑；虽然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都还需要根据时代的进步而进行修订维护。

　　（三）语言生活治理

　　2005年前后，国家语言规划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公民和国家的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时任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同志在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此后进入国家语委一系列文件中的。随着社会发展，语言矛盾也在不断积聚，并在一些地方曾经表现为“街头事件”。处理好语言关系、缓解语言矛盾成为此时期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需要妥处的语言关系主要有：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普通话与海外华语的关系，本土语言与外语的关系，语言教育中英语与其他外语的关系，普通话的国内推广和国际传播的关系等。处理语言的关系，往往就是处理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处理语言的“社会关系”。在当今的语言规划中，要树立“语言生活”“语言资源”意识，秉持“多语主义”，既要不断巩固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其他语言及其变体的作用，保护好国家的语言资源，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来促进社会和谐。

　　提升语言能力也是当下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语言能力可以分为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公民应具有三个层次的语言能力：方言或母语，这是文化传承层次的语言，常常是通过家庭和社区来习得、来发展；国家通用语言，这是国人一生活动半径中最为重要的语言，需要通过教育和语言实践来习得并熟练运用；外语，这是可以跨越国度的发展性语言，一般人掌握一门外语，有条件的还应当掌握两门或多门外语。纵使未来语言智能发展起来，外语能力作为当代人类的素养仍然十分重要。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据研究，吸收人类先进成果需要有20种语言的能力，这20种语言都是跨洲跨地区的活跃语言；当代国际社会沟通、全面处理好海内外事务、完成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需要200种语言的能力。我们距离这“20种-200种”的语言能力还有一段路程，需要持续努力。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但是公民语言能力的提升主要靠“语言市场”的力量，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不能只靠“语言市场”，还须有“社会计划”的力量。

　　三　语言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的语言研究源远流长，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由传统语言研究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此后50多年的语言研究一直是小众冷门，1949年之后的语言研究虽仍说不上是大众显学，但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支撑着国家的语言教育事业和国家的语言规划。语言学门类繁多，此处只能俯瞰粗视。

　　汉语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任务。现代汉语、方言和汉语史的语言事实，已经基本清楚，海外华语的调查开始重视。20世纪以来国际上的许多语言理论，都被引进来研究汉语，汉语学界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论，使汉语得到了多种理论的观察分析。这些调查和研究，正在推进“汉语学”的建立；汉语研究取得的许多成果，对普通语言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民族语言的调查持续开展，了解了中国民族语言的基本面貌。跨境语言的研究正在展开。在民族语言的识别认定、谱系关系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和方法与国际上还有所分歧。

　　外语教学研究是外语界的重心所在，国家已有开设近百种外语课程的能力。外语界致力于向国内介绍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并正积极参与国际语言学界的工作，有望形成中外的学术共同体。

　　文字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传统，特别是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一些古文字不断面世，为古文字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古文字的手段也获得了巨大进步，而且正在利用计算机技术把文字由古到今的发展轨迹刻画出来。

　　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工作领域是语言教学和社会语言规范，这也是语言应用的重要领域。应用语言学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正式诞生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许多交叉性质的语言学，诸多社会领域、诸多学科都可以见到语言学的身影；特别是数理语言学，带来了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智能的诸多成果。但总的来看，我国应用语言学、交叉性质的语言学发展还不够理想，汉语、民语、外语等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十分不畅，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沟通十分不畅，学科设置也不尽合理，人才培养存在缺陷，这些都是在总结经验时必须重视的。

　　四　结束语

　　70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就语言规划而言，由“三大”语言任务发展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又发展到对语言生活的全面治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语言能力。当前对语言规划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国际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语言信息化，在新的时代如何做好中国语言规划，是一个需要研究也需要实践的大问题。就语言研究而言，汉语、民语等的语言事实基本掌握，理论、方法一直跟随国际语言学前行，交叉学科有所发展，汉语、民语、外语“三界”正努力沟通，国内国外的语言学人也正在加强合作，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局面。

　　语言规划、语言研究促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快速发展。双言双语人成为人群主体；语言媒体不断创新，在虚实两个语言生活空间中迭代共用、融合发展，特别是语言智能的进步将带来人与机器的语言协作；普通话穿越方言、穿越民族、穿越国界，由只有少数人会讲的“普普通通”的话，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和国际上的重要语言，普通话自身也在地域、文化的穿越中、在与汉语方言和其他语言的接触中丰富发展，礼貌系统再造，典雅语体重塑，各种新文体春笋般涌现，新词语450个/年的速度增长，三音节词成为新词多数，字母词、表情包丰富着语言的应用。

　　回顾70年来路，是为了走好未来之路。未来不可随便断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语言规划的对象是语言生活，语言研究的土壤是语言生活；解决语言生活的问题，提升语言生活的品位，是语言规划和语言研究的共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