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中职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很多问题，对此不能否认、忽视甚至掩饰。系统分析这些问题，确定职业教育的参与者，分析其各自利益和角色，并据此构建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才可能探索中职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当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其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不是我国所独有。

　　国际职教模式与中国特点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世界上存在着四种典型的技能形成系统模式，职业教育学校的存在与否及其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模式中存在差异。

　　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系统，政府责任小、企业参与少，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比较弱甚至附庸于普通教育。

　　第二种模式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分割主义系统。其特点是企业参与程度较高、政府责任小。相当高比例的青年人在离开普通教育系统后进入大公司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随后接受一系列密集的技能培训。

　　第三种模式是瑞典或法国的中央集权主义模式。其特点是企业参与程度低而政府责任高。为了促进低学历的青年人融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可行替代品。在瑞典，职业教育培训完全整合入普通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和鼓励具有职业教育文凭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第四种模式就是德国的集体主义模式。它的特点是公司对培训的高度参与和国家对支持职业培训的高度承诺融合在一起。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公司承担了相当可观的职前教育培训成本，企业雇主协会和工会在集体培训系统的管理和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众所周知，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不只发生在学校，也在公司中进行。

　　从比较的角度看，我国正在发生的职业教育变革是十分有趣的观察对象。

　　第一，从政策层面来讲，当前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整合中高职、力图以应用型大学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顶端等政策具有明显的以教育行政系统为主导、以加强政府负责为基础的倾向。

　　第二，在大量享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员工流动性较低、资金较为充裕的大企业，其中往往有十分完善和发达的企业内部培训系统，有着浓厚的“分割主义模式”的痕迹。而在人员流动性较高、个人技能投资回报较高的行业，从业者往往通过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培训机构获取个人技能提高的机会，例如IT培训公司、厨师培训学校、美容美发培训机构。

　　第三，在关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想愿景的话语体系中，对于“集体主义”模式的尊崇却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职教育的挑战与现实

　　上述四种模式并存的既成格局可能具有一定的惯性，也就是在短时间内解决当前我国的中职教育发展中的几个突出矛盾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1）单个企业职业教育投入的外部性与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与机制发育不良。企业投入职教的典型成功案例就是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但是，当前我国行业协会的发育不良，使得企业投入积极性不足的问题难以解决。

　　（2）中央政府与教育行政系统的压力和地方政府及其他重要行动者的意愿不协调。中央政府制定的目标，从全国来看是恰当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却不一定与地方政府的意愿相一致。单纯依靠中央的行政压力以及中央财政的资金诱导依然无法充分调动地方财政的积极性。

　　（3）职业教育办学成本要明显高于普通教育。然而，地方政府投入职业教育能力和动力是不强的。当本地产业就业岗位和学生需求不一致、中职学生流向外地就业时，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投入往往是不足的。

　　（4）另外，教育行政系统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举措是否能够获得其他重要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是个关键的问题，这也决定了这些举措的最终有效性。

　　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在教育体系内，对于财政资金采取的行政化分配方式与产业升级的市场化导向是存在矛盾的。学校的行政级别越高、行政隶属关系越靠近体制内、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得到财政资金的支持。

　　在强调产出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全球职业教育财政研究领域的普遍认识时候，我国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仍然缺乏基于市场视角的驱动力。

　　我国中职教育的努力方向

　　第一，形成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是改革的重点。

　　当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供给动力来源于本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或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时，地方政府会有意愿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此时，地方职业教育供给会与产业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也更加灵敏。

　　针对这个问题，现实中有两种较为典型的对策思路：一是通过专项资金加强示范校建设，学校再利用自身的资源吸引企业的合作。二是由企业直接投资建设实训基地，再通过专项资金奖补进行激励。

　　相比之下，通过适度的税收政策来调动地方财政和企业的积极性，例如税收扣减，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办法，更有可能瞄准现实需求，在短期内推动校企合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激励企业直接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比专项资金奖补的办法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伴随着校企合作的发展，企业和学校之间具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进而能够倒逼地方财政增加投入。

　　第二，更加明确我国技能形成系统的总体框架，具体定位中职学校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技能形成系统将是四种模式并存的：（1）在大量享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员工流动性较低、资金较为充裕的大企业，其中往往有十分完善和发达的企业内部培训系统，“分割主义模式”主导。（2）在人员流动性较高、个人技能投资回报较高的服务业，“自由主义”主导，从业者往往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培训机构获取个人技能提高的机会。（3）在存在强有力的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域，例如铁路、邮政，有可能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推行“集体主义”模式的巨大空间。

　　从这种角度来看，我国正规教育体系内的职业学校，特别是中职学校，起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对接的工作岗位、行业和企业可能就是个人收入较低的岗位、员工流动性较高的行业和产品附加值较低而利润微薄无力进行内部培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应该切实建立中职学校的经费保障制度，持之以恒地努力改善它们的办学质量，同时切实重视绩效因素在拨款体系中的作用。现有的中职财政拨款机制缺乏基于市场维度的绩效因子。在按照学生人头拨款的激励下，中职学校更多考虑的是学生就读意愿和培养成本，较少考虑市场需求。结果是：市场需求并不紧缺的专业大量招生，市场需求较大的部分专业却缺乏供给。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将所有专业根据市场需求分为几类，给予不同的拨款标准，高需求专业和低需求专业适当拉开差距，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调整。

　　第三，努力建立开放性的职业教育治理框架。首先，建议在“校企合作”之外增加“局企合作”，提高教育机构与产业企业合作的统筹层次，在省一级建立制度化的由政府、企业行业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并且使之实权化，将省级统筹的教育费附加的30%切块拨给这一机构，由之决定这一资金的使用和分配。

　　美国马里兰州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马里兰州的教育局与数百家本州商业和行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创立了“职业集群框架”（Career Cluster Framework，简称CCF）。职业集群框架根据核心商业功能制定职业途径。职业途径又指导教学计划的发展，从而为学生准备了全方位的就业机会。CTE项目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使工商业领导成为教育的合作伙伴。

　　我国已有一些地方例如广东顺德开始尝试“小管理，大服务”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改革，撤销职称科将行政职能归入其他科室，而将发展指导规划职能交给政企校三方共同参与组建的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这种尝试，也许会撬动国内长期存在的职教发展在管理方、校方、市场的结合度，避免一次次的脱节和慢启动。

　　固本增源 开启通道

　　方言

　　近几年来，中职招不到足额的学生，各地各类中职学校变着法子争抢生源，已经演变为一种“大战”。这个过程中，一些不正当的做法也已经让本来就渐渐失去吸引力的中职学校声名受损，教师疲于招生、校长疲于招生，而家长们疲于应付各路或者游说或者利诱的人等，部分中职学校更加举步维艰。而还有一部分中职，俨然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高考补习学校”。一些中职学校还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向全社会“报喜”，再次强化社会对于高考的唯一认同。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改变这种情况肯定要付出一段时间成本，既考验中职学校的生存智慧，更考验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发展思路。

　　中职的发展，必须从这样的怪圈中跳出来，除了学校努力，更需要政府和职能部门有所作为。

　　作为的空间是有的，一个是固本增源，用积极的职教发展政策纠正全社会的观念，在财政和政策上，公平乃至倾斜支持中职的发展，以此为中职学校继续吸收传统来源的生源；另一个就是开启通道，也就是国务院有关决议中的打通“中高职上升通道”，不以百分比来限制中职生升入高职，而尽量打通课程衔接的通道，让大部分中职生只要有意愿，就能够进入高职继续学习。这既解了中职招生燃眉之急，也为高职提供了有技能基础和从业意愿的稳定生源，更展示给初中生及其家长看到中职之后的高职保障，这无疑增加了中职的吸引力。

　　中职是职教的起点基石，巩固和增厚这个基石，职教发展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